11月8日生日密码 11月29日生日密码( 七 )


对清人书信而言 , 编号可能比书信写作日期更为真实 。 翁心存日记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一日记载 , “发庚字第一号家书 。 (外签正月廿九日)” , 实则此信作于正月三十日 。 二月初二日日记 , “又作致扬州守岱青同年书 。 (内签正月十九日)” 。 这表明 , 参与编号的书信 , 若编号存在于书信内容中 , 则具体日期填在信封上 。 若书信无编号 , 则具体日期信息体现在书信文本中 。 清人写信的实际时间、落款时间、发寄时间、差局等地实际发寄时间多数时候并不一致 , 仅仅从某一日期信息判断一些书信的前后顺序 , 并不可靠 。 况且还有一些书信不写日期 。 翁心存日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三日 , “薄暮得汪小珊书 , (不书月日 , 但云旬日晴炎 , 水势未退 , 大约是六月十日左右书也 。 ”此时 , 若依照书信编号 , 倒可厘清书信写作时间的前后关系 。
三、翁心存道光二十九年的家书编号
道光二十九年 , 翁心存再度出山 , 春间从常熟出发抵达京师 。 此后 , 他长期与常熟老家和担任贵州学政的儿子翁同书保持密切的通信往来 。 针对这两条稳定通讯线路上的书信 , 翁心存均加以编号 。 这为研究书信编号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 提供鲜活的个案 。
道光二十九年是翁心存书信往来较为频密的一年 。 根据《翁心存日记》所载书信收发情况 , 初步统计每月书信往来次数为:一月27封 , 二月10封 , 三月8封 , 四月15封 , 闰四月18封 , 五月30封 , 六月25封、七月14封、八月30封 , 九月24封 , 十月11封 , 十一月32封 , 十二月38封 , 本年总计收发信件283封 。 其中与至亲家人的书信往来达76封 , 占比24.7% 。 这其中多数又加以编号 , 可见家人在翁心存心目中的分量 。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为翁心存生日 , 在当日日记最后 , 翁心存写道:“夜 , 对月感怀 , 念儿孙辈皆离膝前 , 或近在数百里内 , 或远在数千里外 , 不禁怃然 。 ”家书成为翁心存面对亲人各在天涯境况的精神慰藉 , 故他于此精心经营 。
这一年 , 翁心存应付家书76封 , 若不通过编号等方式进行管理 , 整个通信联系可能混乱 。 即便翁心存以“贵”字、“己字”两个序列对最为重要的两个地域之间的家族通信进行管理 , 书信编号仍然发生一些问题 。 好在 , 这些小问题多是误签编号所致 。 随着庚戌新年的到来 , 翁心存给家中所发信件编号随即改变 ,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三日 , “发庚字第一号书” 。 家中的书信编号也随之变化 , 如二月三日 , “得五儿正月望日庚字第一号书” 。 然而对身处贵州的翁同书的信件 , 翁心存编号仍然采用贵字编号 , 顺序继承下去 , 如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日发贵字十八号书 。 但翁同书从贵州发来的信件 , 编号已经采用天干编号 , 道光三十年二月廿七日 , 翁心存“得三儿正月廿五日所发庚字元号书” 。 这表明 , 对翁心存而言 , 与常熟老家的联系是相当稳定 , 故随着新年到来 , 编号因之改变 。 但远在贵州的翁同书 , 令翁心存十分挂念 , 他选择继续以“贵”字编排这一系列信件 。 这一编号方式起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廿八日 , 至咸丰三年(1853)正月初八日 , 编号至第六十二号 。 前后跨越五年 , 书信62封 , 痕迹俱见翁心存日记 , 足证父子情深 。 咸丰三年正月 , 翁同书贵州学政两届任满 , 拟回京述职 。 得知这一消息 , 翁心存始将与翁同书的书信编号改为“平”字 。 咸丰三年正月十日 , 翁心存发给翁同书的信件即在日记中标为“平字第一号” 。 翁心存将书信编号由“贵”字改为“平”字 , 从此贵州悬望一变为对儿子回京的期待 , “平安二字值千金” , 一位父亲的心愿于此昭然跃于纸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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