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生日密码 11月29日生日密码( 五 )


有的书信编号寓意较为明显 , 如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写给家中信件以“平”字编号 , 而家中写给凤全的信件则以“安”字编号 。 在清末西藏事务繁剧而微妙时 , 凤全往来家书的编号寓意了希望“平安”的祈愿 。 有的书信编号则表意不明 , 如江标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寄“喜字第一号家书” , 十一月二十四日“寄喜字第二次禀” , 光绪十七年二月初一日“上喜字第四次禀” , 三月初十日“作喜字第五次禀” , 四月初八日“寄喜字第七次禀 , 并稼秋书” 。 从日记记载看 , 此一系列从北京寄往苏州老家的信是写给江标母亲的 。 江标在光绪十六年十一月 , 携家眷移居京师 , 或颇感高兴 , 故以“喜”字命名此一系列书信 。 然而初次编号的信件前一天 , 江标还前往吊唁他的恩师潘祖荫 , 故而也很难断定江标此时心情愉快 。
一些用于书信编号的字眼可能反复使用 。 翁心存道光十二年冬任江西学政 , 本年十二月十三日发“安字第壹号信” , 道光十三年正月廿七日“草安字第五号家书” 。 次年十一月 , 江西学政由许乃普(1787-1866)接任 , 十一月是日翁心存由南昌启行 , 十一月廿六日晚在安徽灵璧“草安字第一号家信寄两儿童” 。 可见 , “安”字是翁心存为家书编号时较常使用的字眼 。
此外 , 在书信编号中 , 文字加数字进行双重编号 , 并非毫无意义的累赘之举 。 至少就目前情况看 , 凡是采用文字加数字进行双重编号者 , 往往频繁公干 , 信件收发量甚大 , 且多具有文献保存意识 。 如此一来 , 这种编号中的文字就具有显著标记作用 , 方便使用者在复查或整理信件时迅速找出信件 , 也利于书信归档 。 在这方面 , 清代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大量运用编号规则 。 从唐宋以来 , 对私人物品进行编号已屡见不鲜 , 清代的书、字画、拓片、书箱等等物品均有各种各样的编号 。 这种对物品的编号传统可能影响到书信的编号 。 此外 , 私人信件之外 , 机构对信件管理更为规范 。 山西晋商票号的经营管理中 , 最为重要的便是“书信经营” 。 何庄《晋商票号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初探》“编号格式一般为:“×月×日由××致××第××次信”或者“×月×日××带(转)去第××次信” 。 编号含发文时间、发文者、受文者及书信次数等信息 , 类似于今天公文的发文字号 , 具有排序和备查功能 , 也为后续管理工作提供了条件 。 ”不仅进行编号 , 也对书信进行录副编号 。 清代文人对书信的编号 , 是个体面对大量书信的必然措施 。 处理繁富的书信 , 使许多清代文人机构化 , 须独自承担类似商号处理信件的功能 。
对书信编号表现为是一种有意识的文献制作行为 。 尽管南宋开始 , 文人自编书信集即已出现 , 但清代不少文人自编书信集的普遍性和规模 , 却是前代所不及 。 如谭献自编的《复堂师友手札》 , 袁昶也曾“手辑友朋来函, 装潢成册 , 题曰《停云留迹》” 。 为书信编号能给编检书信集提供方便 , 这或许也是书信编号被广泛使用的缘由 。 有意识 为书信编号者 , 往往都有大批书信存世 , 可能并非偶然 。 在谭献等人日记中 , 还有自己整理书信的记录 。 善于保存文献的胡适 , 更是清楚标记每一封书信的文字数量 , 以为将来书信整理出版作铺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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