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多方面而言 , 清代社会存在一个书籍编织的世界 , 也存在一个书信编织的世界 。 以学术世界的书信编织而言 ,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已指出清代学者“每得一义 , 辄驰书其共学之友……凡著一书成 , 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 , 乃以问世 , 而其勘也皆以函札 。 ……此种风气 , 他时代亦间有之 , 而清为独盛 。 ”以乾嘉时期著名算学家李锐为例 , 嘉庆十一年(1806)李锐家居苏州 , 未曾外出 , 然据其《观妙居日记》统计 , 本年李锐往来信件仍高达92封 , 绝大部分都是与阮元、焦循等人的论学书札 。 嘉庆十五年(1810)春间三个月 , 李锐在江西南昌府署 , 据说日记统计 , 所作书信即达30封 , 除去“庚字”4封家书外 , 其余24封书信都主要与友朋书札 , 其中与恽敬等人的信札明显以论文、论学为主 。 以家庭人伦世界的书信编织而言 , 个体与五伦关系中另一方几乎都有书信往来 。 即以性别视角而言 , 17世纪以来女性书信的广泛流通 , 构成数语“才女的书信世界”(相关论述见魏爱莲《晚明以降才女的书写、阅读与旅行》) , 各种女性尺牍也屡见不鲜 。
清人以书信编织世界这一现象 , 有实在的影响 , 即往往通过连续性的书信编号造成集群效应 。 凸显事务的连续性有助于提升事务的价值 , 使其成为更令人瞩目的“景观” 。 就私人书信而言 , 连续性编号凸显这一时期对书信作者生命的重要意义 , 是家庭生活或友谊写照的专题展演 , 或是一种阶段性的总结 。 对公共性书信而言 , 连续性编号意味着对相关问题的专题讨论 。 这种专题既可以是理学命题 , 政治见解 , 某一类思想问题 , 也可以是时世的意见表达 。 通过编号 , 公共性讨论被限定在特定的区间中 , 编号之外 , 这种讨论无法造成整体性的影响 。 总之 , 编号令这些书信集中起来 , 使它们呈现相对的独立性 , 从而获得完整性的意义 。 有时 , 这些编号的书信还产生“互文”效果 。 精心标记书信 , 是对日常生活的有意区隔 , 是对公共话题的有效划分 。 与家人通信的编号 , 表明这一系列书信在家庭生活中有独特意义;而公共性的论学书札的编号 , 则表明这一系列书信所讨论的是跟我给重要的问题 , 值得反复切磋 。 以旅行目的地命名的书信编号方式 , 不妨被视作对一段旅途的纪念 。 通过编号 , 书信成为清人标记日常生活的有效手段 , 成为清代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的物理区分手段 。 通过编号造成的书信的集群效应 , 书信更好地参与了公共性事务 , 也为私人关系和交游提供了内在而稳固的情感纽带 。
对书信编号的作各类解读 , 有助于认识清代文人社会及具体的某一文人的个性 。 首先 , 书信编号可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 。 何绍基日记六十余万言 , 记载书信内容不少 , 但并极少以数字为书信编号 , 偶或编号 , 也断断续续 。 何绍基更多采用日期加姓名或地点加姓名的方式命名信件 。 看来 , 他在日记中记载收发信件 , 多为备忘 , 并非有意看重书信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 何绍基身后 , 所藏大量书画、遗稿均未能完整保留 , 或与此有关 。 与何绍基不同 , 常熟翁同龢、苏州潘祖荫等人似乎对书信编号情有独钟 , 他们的相关文献能在身后大量整体性保存或也与他们生前的文献处理方式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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