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2002年1月20日五行属什么,农历2002年五行属什么( 七 ) _[db:关键词]

同样是在《史记·封禅书》里，还有如下一段记载，向我们透露出汉武帝时期所行五岳巡狩制度的实际情况：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 [32]
此常山王系景帝孙刘勃，其继承王位，时为武帝元鼎三年四月[33]，“王数月，废，国除”，汉武帝很快下诏册封其弟刘平为真定王[34] 。据《史记·五宗世家》和《汉书·地理志》记载，册封刘平时已转至元鼎四年[35]，但从常山王勃“王数月”而获罪的记载来看，刘勃国除，应当还是在元鼎三年的时候。估计应是在元鼎三年底刘勃国除之后，汉廷即“以常山为郡”，随后才在元鼎四年年初改封刘平于真定。
盖元鼎三年这一年发生了西汉历史上著名的“广关”事件，主要是把函谷关向东推移，由今河南灵宝改置于今河南新安，并将整个山西高原都纳入“关中”的范围之内[36] 。这是汉武帝抑制诸侯王权力、强化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之伴生的另外两项同类性质的措施：一是以所谓“推恩法”缩减诸侯王国的封地；一是将诸侯王的封地从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泰山等五岳移走，把这些地方收归汉廷直辖，即成为所谓“天子之邦”，以显示天子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
了解这样的背景，就不难揣测，在元鼎三年五岳诸山皆入天子之邦的时候，这种东南西北中的五岳制度，应当已经实行一段时间，不然朝廷也就不会这样郑重其事了。从《史记·封禅书》“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元鼎三年底的时候，大汉朝廷奉祀的五岳必定都在天子直辖的诸郡境内，而不会处于各个诸侯王国的领地。
这样我们再来看司马迁岱宗（东岳）为泰山、南岳为衡山、西岳为华山、北岳为恒山以及中岳为嵩高（嵩山）的说法，便绝不能像张守节那样把他所说的南岳衡山定作湘南的衡山。因为当时这里还是长沙国的属地，并不在什么“天子之邦”，而潜县霍山则隶属于汉廷直属的庐江郡下[37] 。如上所述，清人杨守敬已“博考先秦古书,而知霍山实名衡山”，《史记·封禅书》记载的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以潜县霍山作为南岳衡山，绝对要早于元封五年“登礼潜之天柱山”的时候，更不会像徐灵期《南岳记》等文献所讲的那样，是缘于“汉武南巡，又以衡山南远，道隔江汉，于是乃徙南岳之祭于庐江灊山” 。潜县的霍山、亦即所谓衡山，应是“自古以来”就“号曰南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惟有这座山才真正是早期的南岳衡山。
通观上文所做的论述，再来看一下《楚辞·天问》提到的南岳，便可知《尚书·尧典》的四岳很早就各自都有具体对应的山峰。而南岳的情况则告诉我们，若是从纵向时间发展序列上来观察的话，后世普遍通行且被视作亘古不变的湘南南岳衡山显然是由潜县与之同名的山峰（别称“天柱山”或“霍山”）向西南方向推移而来。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此无他，只能是顾颉刚先生所说“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即略一展读《尚书》可知，《尧典》所说四岳，乃是所谓帝尧时代四方属地的一个标志性地理实体，借用一句现代通行的话语，也可以称之为东、南、西、北四方的“地标” 。因而伴随着最初产生这一四岳观念的地域其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展，在一定条件下，某些岳山向外有所挪移以更好地体现岳山本来的涵义，我想这应该是一件顺利成章的事情。
具体来说，所谓“一定条件”，一是地点相对比较合理，挪移之后能够更好地体现岳山的本义；二是山峰的名称相同，方位也相同，挪移开来之后比较容易被世人接受。湘南的衡山，就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相对于最初产生四岳观念的那一处狭小地域，就西周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广阔的疆域而言，湘南的衡山显然要比潜县的衡山更能体现岳山的本义，而这座山峰恰好又与《尚书·尧典》以来的衡山同名，且同处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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