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生日密码 11月29日生日密码( 二 ) _生活百科

翁心存赴江西学政任上的家书传递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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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中华书局， 2011年版）。由于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至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日记今不存，仅能统计此五封家书。
翁心存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启程，次年正月廿四日抵达南昌。从上表可知，翁心存从京师赴江西南昌任学政，所发五封家书，分别通过五种不同渠道传递。在京郊良乡，家书由打更人陈和尚传递；在涿州，则由舆夫传递；至河北河间，通过房师魏茂林（1773-1842以后）转寄；在邹县，则由翁鲁封（字步初）托寄；至于江西南昌，则通过折差胡秀纲寄送。五封家书的传递，经由五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完成，分别对应初识、雇佣、师生、亲族、职务等关系。可见，对翁心存这样的高级官员而言，家书传递也缺乏稳固的渠道，故而对家书编号，以确保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十分必要。另外，由于旅途写信、寄信条件的限制，书信也无法以稳定的频次寄出，两封书信之间往往可能间隔较久。在《潘德舆家书》中，可见潘德舆家书多由丁晏送达，但信中潘氏多次提及信件寄送延迟、丢失的问题。此时，若给书信编号，并记载于日记中，有利于书信作者回忆起上次写信的时间，从而保证书信写作和传递的连续性。
书信的形制也需要编号予以区分或整合。清代许多信件都是需要“子母封” ，即某一封信往往包裹于其他信封内，这些夹带性质的书信，就需要编号加以区分。何绍基日记咸丰二年十月初一日日记云， “并致庄思白书，为桂说文事，封子愚信内。 ”咸丰十年五月初二日日记云：“得李介生二十七都寓书，中有子愚一纸。 ”信件中夹带他人信件，还是节约邮资的上上之选。道光二十八年，翁同书赴贵州任学政，其父翁心存所寄“贵字元号”家书就包括三函，分别写于九月十日、九月廿四日、九月廿六日三封信，此贵字号信九月廿八日方与寄送他人信件一道发出。此外，不同字号的书信也可一道寄送，如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翁心存将“贵字第二、第三两号信托子廉转递”给翁同书。其中贵字第二号书作于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廿七日准备经天成信局寄送时，航船停运，故耽搁到次年，与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所作贵字第三号信一起寄送。
书信编号有意为之，但有时并非至一地即开始编号。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至藏地后方才为家书编号，此前则随时为之。恐怕与入藏后交通不便，担心信件遗失有关。
书信编号一般写于信封上，使收件人一目了然，也有写于信件正文落款。如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妻子文佩光绪三十年（1905）写给他的“安字十七号信”落款为“三月初四日二更安字十七号” 。
清人书信编号多发生在亲密的家人之间进行，家庭之外的友朋书札乃至家庭中的非核心成员往来，往往并不编号。在林则徐（1785-1850）、曾国藩（1811-1872）等人日记中，记载十分丰富的书札往来信息，但仅仅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件获得编号。这既是古代家文化和五伦亲疏关系的反映，也反映以编号进行书信往来可能需要一定书信的累积。而行旅途中能长期维持通信往来者也通常为家人，长期通信，则书信量大，故须编号整理。一旦整个公干结束，此次书信编号也宣告结束。如苏州人潘钟瑞（1823-1890）《鄂行日记》记载随族兄潘霨（1816-1894）往湖北布政使司衙门任帮办，从四月廿四日给其兄潘茂先（字松生）寄第一封信，日记记载云， “作寄松兄鄂字第一号书” ，这种书信编号一直持续到八月十六日， “作致松兄鄂字第十七号书” ，数天之后，潘钟瑞乘船返回苏州。八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此时日记仅记“作一书寄苏” ，已不再编号。在整个湖北之行期间，对苏州老家来信，潘钟瑞也进行编号处理，如八月十九日日记记载， “接松兄苏字十二号信” ，八月十八日接“松兄第十四号信” 。在为期四个月湖北之行，潘钟瑞写了17信给家中，收到家中寄来14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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