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变化,看其政治路线中的功利色彩

在王朝短暂存续的98年间,元朝社会中接续兴起过萨满、佛教、儒道、伊斯兰教、摩尼教乃至西方基督教 。这些宗教大多由于版图扩张而被吸纳 。
同样由于地域之广,民族之众,中原、西域或是原本游牧民族的宗教文化在同一时期融汇发展、交糅盛大,这是任何其他朝代所没有的 。
对于部落族民而言,宗教只是祈福求安的原始信仰,而对于任何一个大一统而言,宗教服务于政治自始而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宗教文化百家争鸣
自草原而至灵魂的萨满教
驰骋草原的蒙古人民最开始的宗教信仰与农耕民族为主的中原儒道教化有着明显的区别,早先并不是为了服务于某个政权 。在成吉思汗成立蒙古帝国之前,蒙古各部普遍崇拜着作为自然化身的长生天和能够祝祷占卜免灾赐福的萨满教 。
南宋《三朝九盟会编》中曾记载“兀室奸猾有才”,而“国人号为珊蛮”,这里的“珊蛮”正是古时对萨满的另一种音译,其中又对其有“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的解释 。“妪”意为老年女性,也就是说“萨满”于女真族里被称为“巫婆”,拥有可以上通神灵的本领 。
作为原始宗教之一,萨满教始于牧民的直接生活经验而非间接教义,所以在其出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成吉思汗本人在内的蒙古人民对萨满教都有着近乎狂热而盲目的崇拜 。
而后一路从蒙古草原延续到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王朝 。即便身处中原大地,蒙古贵族的宗教信仰里依然保留着类似萨满教的部分 。
勒内·格鲁塞的《成吉思汗》中记录当时蒙古旧制度,萨满“位高于其余所有贵人”、“彼当衣白衣,乘以白马,坐于上座而受官民之敬仰,行祭祀”,而成吉思汗本人对“长生天”的信仰也决定了最开始的王权并没有利用神权,与之相反,那时的王权甚至一度要为神权让步 。
2.藏传佛教盛极一时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曾求教于藏地名僧帕思巴,由于帕思巴创造蒙文,忽必烈即位后将帕思巴奉为帝师,任命其掌管全国佛教及藏地政教事务 。帕思巴圆寂之后,其弟子继承其衣钵担任元帝师,而元王朝“又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 。
上行下效,随元帝推崇佛法起,至1291年,据元宣政院统计,全国僧尼共计21万余人 。元皇室不仅于理论上推行佛法思想,同样于实际政策中对佛教僧侣有着明显偏斜,其所建官寺也遍布大江南北 。
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元皇室于1261年至1347年间,前后共赐予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亩,而自1270年至1354年的八十余年中,元皇室相继建成大护国仁王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寺,所耗甚笃 。据记载,单其所建寿安山佛寺之中的一尊铜佛便曾冶铜五十万 。
由于朝廷推崇厚待,元代僧人得以潜心静气,博学广识,其中以诗文见长者诸多,如明本、行端、祖铭、惟则等十数人皆有诗作收入清顾嗣立所撰《元诗选》 。
元代僧徒的著述也层出不穷 。如禅宗行秀撰《从容录》、名僧普度修《莲宗宝鉴》、德辉之《敕修百丈清规》、庆吉祥所著《至元法宝勘同录》、念常所编《佛祖历代通载》、觉岸之《释氏稽古略》等,时至今日也算佛家要著 。
3.道教再度兴起
宋朝末年,中原北方一带出现王重阳所创的道教分支全真道 。其弟子丘处机曾为蒙古帝国开国可汗成吉思汗讲学,劝之勿要滥杀无辜,得成吉思汗青眼相加,被授予掌管天下道教的权力 。
南宋末年,元世祖忽必烈征讨南宋前期,曾效法成吉思汗礼遇丘处机,遣密使于龙虎山向其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密求符约,得到二十年可称天下的允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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