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变化，看其政治路线中的功利色彩( 二 ) _知识百科

南宋亡后，忽必烈曾召龙虎山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命其掌管江南道教，次年，醮于长春宫，给二品银印。
元世祖于其《制》中将张宗演称为“嗣汉三十六代天师”，而在此之前，民间虽然也将张陵及其后人称为“天师”，但自宋朝“先生”而至明朝废黜这一称呼，只有元朝政府公开承认“天师”之谓。
4.宗教繁多各得其所
蒙古帝国版图横亘欧亚，其中宗教文化之多远远不止来自西藏的佛教、起自中原的道教及蒙古原始的萨满教。十三世纪的基督教也从蒙古帝国统治下的欧洲领土传入中原。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记载，“元代幅员，东极太平洋，西抵波兰及黑海，数万里间，商贾行人，贡臣教士，络绎不绝”、之前唐汉等朝虽然也有中原与外国贸易往来，“然此皆间接鲜见之交通” 。
而“蒙古兵士之中，奉景教者，颇不乏人”，其中“景教”即如今基督教，而当时教皇为传教义，“故屡遣教士至可汗之行营或国都” 。1245年，教皇遣使者前往可汗大营，并得到定宗贵由的亲笔回信，“书用拉丁、亚伯拉、蒙古三种文字。卡滨尼得复书，遂反教皇宫复命焉。”
而元仁宗、英宗等帝习学汉学，格外尊崇儒家文化思想，并一度试图推进蒙古民族进行汉化；明教早于唐会昌年间禁断，明清年间亦明令禁止，但于元代却设有专门统领明教事务的官署，允许传统明教信徒聚居区造庵奉祀。
终其一朝，各大宗教和而不同，元政府大多对其给予优容厚待，而非罢黜百家，独尊一术，为各大宗教提供良好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神权平衡神权开创了先河。
神权终究归于王权
1. 王权一度让于神权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对待诃额伦的养子“通天巫”阔阔出的态度称得上恭敬。毕竟成吉思汗是生长于马背上的蒙古人，同样发自灵魂地信奉着先知“长生天”，于每次征战前必然会向“长生天”祈求保佑。对“长生天”的尊崇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导致成吉思汗对“通天巫”阔阔出做出部分妥协让步。
但在此之后，拥有了“神权”的阔阔台在得到成吉思汗的让步之后并没有及时知错就改，反而愈演愈烈。
阔阔出先是强抢成吉思汗同胞弟弟合撒儿的牧民，并纠结人手对合撒儿进行殴打；而后又于《蒙古秘史》中记载的那般，多次叛逃，连侍五主。成吉思汗最终忍无可忍，铲除了“通天巫”阔阔出。
2.神权作用初显身手
宋朝末年，北方地区常年战乱频出，民不聊生。但也正在如此水深火热的乱世之中，北方的道教文化却逐渐兴盛。也正是道教的兴起令成吉思汗看到了宗教除祝祷祈福之外的作用，于是遣使邀请全真教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至蒙古传道。
道教自入蒙古以来便受到统治者的礼遇，由于丘处机多次于蒙古人劫掠百姓时出手相救，蒙古所属地区内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信奉道教，而与此同时，成吉思汗也通过全真教实现了凝聚民心的目标。至此而后，神权与王权第一次结合，元代初期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教香火兴盛。
3.神权之能，惑民愚民
及至元朝建国以后，由于版图辽阔，民族繁多，面对各异的人种和多元的文化，蒙古帝国统治阶级试图推行较之前朝更为严苛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以及南人”等，真正变成了陈胜吴广口中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由于这种制度大力保护了蒙古贵族的利益，朝廷亲贵内对此大力推崇。而为了不让被划为低等的“汉人”及“南人”有揭竿而起的想法，蒙古贵族们想到了曾经战乱年代辉煌过的全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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