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2002年1月20日五行属什么,农历2002年五行属什么( 二 ) _[db:关键词]

如前所述，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实质上是，在真正的古史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由小到大的地域扩张规律，古史之神姚所统治的“疆域”是否真实可信。
从西周开始，经过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中原政权疆域变迁的史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古代历史上，至少是这一时期的区域扩张观点是很难怀疑的。饶宗颐和其他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未能对这一时期的情况提出异议。
饶否定古史区域扩张论所引用的主要依据是殷商时期及以前在周边一些偏远地区发现的与中原地区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遗迹和遗物。而不同地区文物的相似性，即所谓的物质文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同一种文化在这些地区的联系和传播，而不能证明物质文化有些相同或相似的地区一定是在同一政权组织的统治下。顾颉刚所说的古史地区，正是这样一个被中原政权直接而严密控制的地区。
所以在我看来，宗i饶的文章并不能撼动顾颉刚的古史地理扩张论。要改变顾的理论，至少还需要更多具体的论据。
顾颉刚在《四岳与五岳》一文中，通过研究四山五岳的演化过程，为古史中的区域扩张理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5] 。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经过一系列具体的归纳分析指出：
四岳之一的江家族。
原居地，及齐人、戎人东迁而徙其名于中原；是为两周时事，为民族史及地理志上之问题。五岳者，大一统后因四岳之名而扩充之，且平均分配之，视为帝王巡狩所至之地；是为汉武、宣时事，为政治史及宗教史上之问题。 [6]
又曰：
上面所说“四岳”到“五岳”的具体演变过程，有很多细节，似乎还需要再事斟酌；至少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予以深化。不过若是抛开这些细节不谈，单纯就山岳本身的意义而言，如果把这些岳山一一落实到具体的地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由“四岳”向“五岳”的演变，正很好地体现了古史地域扩张的演进过程。
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南宋庆元间建安魏县尉宅刊《尚书》
按照中国古代相承已久的观念，传世文献中关于所谓“四岳”最早的记载，应是见于《尚书·尧典》：
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观东后〔郑康成曰：岱宗者，东岳名也〕。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 [8]
这里谈到帝舜每隔五岁便于二、五、八、十一这四仲之月依次巡行东、南、西、北四岳，至于这四岳具体是指哪四座山岳，《尚书》原文并没有记载。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在照抄《尚书·尧典》的原文后，随文解释说：
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 ……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 ……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 ……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 [9]
唐开元时人张守节引述贞观年间撰著的《括地志》，给这泰山、衡山、华山和恒山落实了具体的地点——这就是现在世人普遍知晓的四岳，即山东的泰山、湖南的衡山、陕西的华山和山西的恒山[10] 。
不过张守节所指实的这五座具体山峰未必符合司马迁的本意。事实上，直到司马迁生活的西汉中期，还可以看到与此具有明显差异的另外一种情况。《尔雅·释山》篇末记述五岳山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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