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是如何发迹的？( 六 ) _知识百科

五
秦桧、张邦昌之间关系密切，关键时候，仍能“捐身挺节”、“谋国尽忠”，尤为难得，被高宗视为“庙堂之器”、“社稷之臣”，（汪藻：《秦桧特授通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文安郡开国侯加食邑食实封制》，《浮溪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36页）以致于高宗称许秦桧，“忠朴可用”，“当时忠义无若卿者” 。（《中兴小纪》，第430页）从而，为其在南宋崛起奠定基础，这期间，范宗尹功不可没。
范宗尹是两宋最年轻的宰相，秦、范之间的渊源有以下两种可能：
《翟氏公巽埋铭》，秦桧、范宗尹微时，均为翟汝文提携，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翟汝文门下士，后来，范宗尹向朝廷举荐翟汝文之子翟耆年；另据《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李邦彦对范宗尹有知遇之恩，也曾荐引秦桧，因此，或许借由翟汝文及李邦彦，秦桧得以与范宗尹往来。
1130年4月，杜充、吕颐浩相继罢相；5月，范宗尹为右相，事实上为独相；11月，范宗尹荐李回同知枢密院事，接替范宗尹为参知政事的是谢克家，谢克家正是前述邢恕（即翟汝文岳父）友婿谢良弼之子；次年正月，谢克家以病求去；二月，秦桧便继谢克家为参知政事；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继范宗尹除右仆射，李回除参知政事，“除回，桧有力也。”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注》，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965页）次年四月，“秦桧乃引（翟）汝文为参知政事。”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五，第979页）
当然，绍兴初，秦桧拜相，孟忠厚或有助力，孟忠厚为哲宗元符皇后孟氏之侄，高宗皇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便是元符皇后手书，为此，高宗继位之日，尊为隆祐太后，“隆祐复辟，其功甚大”，“朕事太后，与所生母同。”（《中兴小纪》，第69、77页）孟忠厚和秦桧为友婿，两人均为王珪孙婿。（《宋故秦国夫人王氏墓志铭》，《鸿庆居士集》，卷四十）秦桧南归及第一次拜相前后，正是高宗极力推恩孟氏之际，而秦桧第二次拜相之后，更一度引孟忠厚为枢密使，和自己对掌二府。
南宋初年，政争频仍，秦桧第二次拜相，和张浚、赵鼎之间的权力之争有关，结果，赵鼎出局，张浚胜出，随即荐秦桧为枢密使，“魏公（指张浚）剧谈秦会之可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第3144页）而将秦桧荐于张浚的是胡安国，据《中兴小纪》，“秦桧与故给事中胡安国及其子、徽猷阁直学士寅皆厚善”，（《中兴小纪》，第414页）胡安国一度被视为秦桧党之“党魁”，而秦桧为胡安国所知，还是经由翟汝文。
“秦会之尝为密教。翟公巽时知密，荐试宏词。游定夫（指游酢，与前文谢克家伯父谢良佐等同为“程门四先生”）过密，与之同饭于翟，奇之。后康侯（胡安国，字康侯）问人才于定夫，首以会之为对。……力言于张德远（即张浚）诸公之前。后秦自北归，与闻国政，康侯属望犹切，尝有书疏往还，讲论国政。康侯有词掖讲筵之召，秦荐之也。”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第3153页）
但张浚与秦桧还有其他渊源，线索人物则是南宋初期宰相汪伯彦，与汪伯彦一样，张浚也受何?荐引，“魏公初以何右丞荐为太常簿”，（《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第3144页）而“初，伯彦未第，有祁门县令王本者，筑馆曰：‘英材’，延之授经，桧与其兄弟皆从伯彦游” 。（《中兴小纪》，第313页）王本即秦桧舅氏，可见，秦桧与汪伯彦为布衣之交，后来，“伯彦蒙异宠，亦桧之力。” （《中兴小纪》，第313页）汪伯彦之子汪召锡，亦是秦桧侄婿，在赵令妗谤讪案中，汪召锡附会秦桧，甘做鹰犬。（《中兴小纪》，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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