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是如何发迹的？( 四 ) _知识百科

三
相较于翟汝文的荐引和提携，王明清明显夸大了郑居中的助益。郑居中爱莫能助，或许和他所处的政治处境有关。
靖康间，宰相徐处仁认为，“（蔡）京与郑居中、王黼相继当国，各立说以相倾，凡二十余年。搢绅士大夫……未有不经此三人除用者。” （汪藻：《靖康要录签注》，卷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71页）
郑居中，开封人，徽宗郑皇后“族子” 。政、宣之际，恰为徽宗朝政局演化的转捩点，事实上，相较蔡京、王黼而言，郑居中更像是此前短暂拜相的赵挺之、张商英，他们都不过是徽宗与蔡京之间君、相博弈及其后蔡、王两党权力交争中的短暂过渡。而郑居中的外戚身份更成为蔡京排挤和攻击的把柄，因此，虽两次拜相，但前后仅三年，且和蔡、王两党皆持异议。“既不合，（蔡京）遂因蔡渭理其父确功状，追治王珪。居中，珪婿也，故借是撼之。”“王黼、童贯复议举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灾而动，待其自毙可也。’不听。” （《郑居中传》，《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04页）
终徽宗一朝，士大夫要想飞黄腾达，不经蔡京，便由王黼之门，由于和郑居中之间的姻戚关系，秦桧势必不为蔡、王两党所喜，这和前文中秦桧在徽宗朝仕履艰难、官位不显的论述若合符节。
那么，秦、郑有何姻戚关系？一言以蔽之，两人同为华阳王氏婿，只不过，郑居中为王珪婿，秦桧则为王珪孙婿，而前引《玉照新志》中的张邦昌，为邓洵仁婿，邓洵仁为王珪侄婿，并与朱胜非为僚婿。（分别见于《鸡肋编》卷中、《夷坚甲志》卷二，及李清臣：《王文恭公珪神道碑》，《李清臣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5页）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娶范仲淹友婿郑戬之女，和王安石、吕公著同为庆历二年榜进士，王珪第二，为榜眼，王安石第四名。后来，王安石、王珪相继为神宗朝宰相，宋人笔记称，王珪家族“自太平兴国至元丰十榜，皆有人登科” 。所谓“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第135页）
事实上，《玉照新志》中对秦桧仕途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除翟汝文、吴幵之外，郑居中、张邦昌、吕好问都和王珪家族有直接的姻戚关系，据王珪《华阳集》，王珪伯父王覃娶吕蒙巽弟三女，而吕蒙巽正是吕好问高祖吕蒙亨之弟。
此外，借由妻子王氏，秦桧又和翟汝文及后文将要提及的谢良佐等人产生间接的姻戚关系。王珪长婿李格非为苏轼门人，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其亲家赵挺之和翟汝文岳父邢恕以及谢良佐之弟谢良弼为友婿。（《挥尘录》，第134页，另见《朱子语类》，第3121页）
由此可见，姻戚关系即便未能予秦桧仕途以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却不容小觑。徽宗朝晚期，郑居中、邓洵仁及弟邓洵武、婿张邦昌等相继执政多年，门生故吏多，据《中兴姓氏录·秦桧传》，“（秦桧）中宏词科，李邦彦荐入馆，后除监察御史”，所谓“入馆”，指秦桧或入秘书省，而前文中“吴幵力荐其才学，除郎”，即职方员外郎，（《靖康要录签注》，第229页）为尚书省二十四司郎官之一，简称为“郎”，同一时期，朱胜非也在尚书省，或为右司员外郎，史家之所以将李邦彦、吴幵混淆，或许从侧面反映出李、吴之间也存在某种关联。
李邦彦为郑居中“所亲”，（《会编》，卷二百二十，第1586页）徽、钦之际，皇权陵替，李邦彦、张邦昌递迁为宰相，与王珪家族有直接或间接姻亲关系的人士，如吕好问、朱胜非、赵明诚（李清照之夫）及其姨兄谢克家，妹婿傅察、李擢等人，也包括翟汝文等，一时之间，都骤擢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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