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cia|致命女人：犯罪行为背后的性别女人|研究|凶杀案|女性|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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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女人2》剧照
《致命女人2》完结已近一月，我仍然难忘Rita一身紫色缎面裹身裙，高腰以下卷起垂坠的波纹，两枚葡萄状的珍珠胸针简简单单地掐出方领；或是那条让Alma摇摇曳曳的金色礼服，桃心领被开到最大，钉珠与亮片从胸口处蔓延，云鬓只轻轻浅浅地插朵白兰；连Dee日常穿着的衬衫裙也值得回味，伞形加收腰，姜黄底植物印花，还要祖母绿长手套和软顶小圆帽做全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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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女人2》剧照
【Garcia|致命女人：犯罪行为背后的性别】相反，山穷水尽的复仇故事本身鲜少让我对人物们的心路历程真正好奇。面对轻视， Alma但凡将持筹握算的心事分出一鳞半爪，通过支使她那百依百顺的丈夫，经营宠物医院的家族事业，哪怕任由积年愤懑化作日进斗金的万丈豪情，也能防止阶层下坠，保持内心秩序，降低自己时时想让别人去死的渴望。总之依我看，剧中女主被编织的大部分痛苦，都能靠多挣些钱来纾解。
无论是逞气斗狠还是大杀四方，《致命女人2》对展现女性愤怒的破坏力很投入。正是这种投入，同时带来俏皮话的堆砌，反转情节的重峦叠嶂，故事永远在前，人物永远在后。作恶比不作恶时更心安理得，算计比不算计时更有钱有闲， Alma从未因心绪纷纷烤糊过一个蛋糕，或是忙着美丽反让家里蒙尘。像是云山雾罩地做了许多假动作，依然不能直击进球，黑色幽默过后，最终不痛不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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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最该正视女性凶杀案的犯罪学领域内，她们穷途末路的选择也未必得到基本的了解。 Vickie Jensen任教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是犯罪学和司法研究专业的教授，她在检视FBI提供的杀人案年度数据（UCR）时惊讶地发现， 2009年以前的犯罪学体系并非众人想象般性别中立。
女性作案率低，容易淹没在泛性别凶杀研究的样本容量里。两性差异反之被消弭，导致通行的犯罪学理论既不能究竟女性凶手为何更少，又没法洞悉女性为何杀人。而诸如经济地位类的传统参数，虽然可以左右命案中性别研究的结论，倘若缺失对被害人-凶手双方交往模式的揣摩，也会弱化凶杀行为和性别平等间的关联。
其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犯罪行为背后的性别特征已持续受到关注，讨论大致不出以下维度：继续轻描淡写保证现有理论的普适性，或简单粗暴地归因于生理差异。身为Jensen的同行， Venessa Garcia对此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说好听点，女性被忽略或否定了；说难听点，这些反思，只是‘加上女性，再和稀泥’ 。 ”
看来，任何人类普遍经验的不断发现多是不断取舍，滴水石穿处有，原地踏步处也有。保持对常识的叩问是必要的，理所当然中往往隐藏着真正的偏见。据Jensen所言，传统犯罪学视野内，女性施暴以前遭受过的恶意被长久搁置，尽管死者多为其现任或前任。有意思的是，同居率的提高能有效抑制家庭成员，乃至男性整体凶杀案的上升。家庭在社会学意义上被视作学习统治与服从的场所，包含了全部对抗性的萌芽，我们可以观察到女性如何被不知不觉地边缘化，性别枷锁又是如何禁锢了男女彼此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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