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天津之外的其他地方 , 口耳相传显然是最为原始而低效的模式 , 他们更多地依靠时兴的电报获得信息 。
远在广州的江西宜黄人符璋(1853-1929)八月廿八日就得知消息 , 此时他作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幕僚 , 在广州城内公干 。 符璋八月廿八日日记:
饭后诣营务处文案张芾亭 , 收发吴可诚处一坐 。 夜 , 许守备来 。
出洋五大臣廿六日午刻出京 , 上火车时 , 有人持炸药轰发 , 端方、戴洪慈、徐世昌无恙 , 泽公微伤 , 绍英伤耳无碍 。 随员惟萨荫图被伤 , 差官死者四人;送行者死二人 , 伤十余人 。
从符璋日记记载来看 , 京中电报传递的信息十分简要 , 且具有固定模板 , 泯灭现场的痕迹 , 也消泯口耳传播带来的各类附加信息 。 根据各方日记记载来看 , 电报消息最早在衙门官署传播 , 拥有电报的地方消息往往更为灵通 。 从南通抵达上海的张謇(1853-1926) , 在案发当晚就获得消息 。 张謇日记八月二十六日记载:
夜十时后楚卿来告 , 五大臣临发都门 , 炸药忽发 , 泽公、绍商丞微伤 , 送行者毙二人 , 伤十数人 。 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 , 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 。 拟与陶斋电 , 问安否 , 并请奏布明诏以消异志 。 稿交楚卿 。
作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 , 张謇深感此事不利于立宪 , 当下决定给端方拍电报 。 上海便捷的资讯渠道有助于张謇迅速作出应对策略 。 在靠近上海的地方 , 消息同样传递地十分迅捷 。 苏州吴县知县李超琼(1846-1909)在八月廿八日即获得消息 , 当天日记记载:
本日沪上各载 , 二十六日新派出洋五大臣泽公、端方、戴鸿慈、绍英、徐世昌等 , 由京启程 , 甫登汽车 , 为人所狙害 , 以炸药轰之 , 惟泽、绍受微伤 , 而随员、家丁及送行之高官死者六七人 , 伍侍郎亦受重伤云云 。 奇矣!此近世所谓暗杀主义 , 岂以诸公欲更新国政为不然 , 而欲肆其毒耶?诸人遂改行期于翼日焉 。
李超琼的日记表明 , 在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 , 上海的报纸已纷纷刊载这一消息 。 与朝中大员不同 , 李超琼以充满情绪性的话语对此事作出评价 , 先是认为此事“奇矣” , 接着以反问语气抨击“暗杀主义” , 怒斥革命党人的暗杀行为为肆虐毒害 。
北京、上海、广州之外 , 一般文人获得消息并没有那么灵通 , 毕竟能够直接获取电报信息的人并不多 。 湖北鄂州人朱峙三(1886-1967)本年八月廿九日(9月27)日记 , “出洋五大臣在车站被炸 , 死亡一人即刺客也 。 又闻 , 此刺客姓吴 , 安徽桐城人 。 五大臣有满人三 , 即载泽、绍英、端方 , 均未炸死 。 所称汉员 , 则沈家本、徐世昌也 。 伍廷芳在站送行 , 两耳被震伤 , 系二十六日事 。 ”朱峙三此时正在家乡湖北鄂城县师范上学 , 他的消息来源恐怕来自报刊 。 朱氏本年六月初六日日记记载 , “报载 , 派戴鸿慈、徐世昌、端方赴东西洋各大国考察政治 。 ”看来他对此事一贯关注 , 而消息源则是报纸 。 从日记措辞来看 , 朱氏后来参与革命 , 并非偶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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