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丽的——的文学创作刘锡诚、江源伉俪在民间文学创作的园地里( 二 ) _江源

五年后的1987年，他们出版了《聊斋茶子续集》。前后大约十年左右出版的两本1300页的《聊斋志异》，他们的命名用意和编辑方式清晰地反映了作者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心头的一个思想：他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像蒲松龄这样深谙民情的作家，我希望他所写的这些作品能够来自民心，像《聊斋志异》一样传递给民心。还记得十年前，在北京举办的《聊斋志异》出版座谈会上，与会的著名作家雷佳、丁宁盛赞董俊伦为“中国的安徒生”、“中国的绿色” 。这就是我要说的。现在想来，也许我用《现代蒲松龄》更接近作者的初衷。
在我看来，这两本书的出版在他们的民俗写作中具有阶段性意义，这意味着作者在收集和撰写这些作品时，更像是专家一样的民俗作家。
他们后期的作品更多地表明，在收集和创作民俗作品时，他们为作家自身注入了更多的当代意识。作为作家，董俊伦和姜元毕竟不是民间文学作品的简单记录者，而是具有主体意识的创作者。因此，他们在选择收藏哪些民间作品以及如何创作时，带来了比以往那些作品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度。这一时期收集、写作和出版的民间作品以《孔子家族——九十九个半故事》（作家出版社）为代表。虽然这些民俗作品在老百姓中也流传了很长时间，有的甚至是根据叙述者的叙述记录下来的，文字略有加工，但似乎更接近于以民俗作品为创作对象的个人作品。材料。通过这九十九个半故事围绕孔子及其家族的轶事，作者实际上是在用一个思想讲述一系列故事。收藏的时候可能杂乱无章，但写的时候却是一念之间简化统一。
是否可以说他们后来的作品更像是安徒生写的童话，扎根于丹麦民间，在安徒生写完之后变得有趣。
如今，《二十世纪评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热门话题。今天，当我们谈论董君伦和姜源的作品，评价他们在世纪末的文化背景下精神劳动所取得的成就时，又有了另外的意义。在中国，二十世纪是一个普遍重视老百姓精神生活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进步知识分子引进并创作了一本书，其主要内容是探索和弘扬民间文学。1930年代，文学艺术的大众化与转型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19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文艺与群众的融合成为革命文艺的核心问题。许多作家。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董俊伦、姜元半个世纪以来用笔记录和书写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主要是山东民间故事），不仅被视为中国民间传说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广泛传播，教育和教育了包括华侨在内的数千名读者，发挥了本土教材的作用，也受到了外国读者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家的喜爱。关注和兴趣。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注：本文作者为董君伦江源从事民间文学创作50周年座谈会撰写。）
1997 年 5 月 29 日在北京
发表于《新聊斋》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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