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生命“摆渡人”等待“上岸”( 二 ) _摆渡人

在安佳秀和郭勇的讲述中，“同理心”一词被反复提及。协调员需要较强的共情能力，才能得到家属的亲近和信任，进而与其沟通。
安佳秀认为器官捐献协调是一个“不断地去理解人、认识人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用心去感知家属，真正了解家属的需求是什么。”郭勇也相信，只要表达出足够的真诚，大部分捐献者及其家属对器官移植捐献事业还是理解和支持的。
但同理心也让他们承受莫大的心理压力。协调员每天面对的都是哭泣，病患家属需要在生死一念间挣扎着做抉择、和过去割舍、告别。那些遗憾、不甘、后悔、愤怒、绝望、无能为力的情绪在无形中影响着协调员，日复一日地攻击着他们的心理防线。
对于协调员来说，“抽离”是必须掌握的能力。他们中，有人压抑自己直到捐献完成后再去悲伤；有人能将几年前案例的细节都记得清楚，回忆便泣不成声；也不乏协调员扛不住压力选择调岗，离开了这条“渡船”……
为应对这一问题，郭勇提出，希望医院能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和解压机制，为OPO办公室的协调员进行专业的心理评估和疏导，从而保证大家都能以更健康的心态继续开展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
奔走与等待
除了心理压力，紧张的工作本身也注定了协调员的生活将不同于一般的医护工作者。
OPO队伍每次出差一般会外派两名协调员，3名医生和1位司机，其中1位医生负责判定死亡。郭勇介绍，团队队员开的车程加起来一年达3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七圈半，或者往返长沙和北京两地100个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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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O职能介绍和服务区划分。
安佳秀从2015年开始做协调工作，最初负责邵阳武冈片区，从长沙到武冈的车程将近5个小时，往往做完捐献便已是深夜。
“那时都是自己送家属、协调火化。然后返程时已是凌晨，大家都很困了，就轮流开车。”安佳秀回忆，湖南冬天阴冷，他们开累了就停在服务区，淋着小雨下车跑一圈，精神了再继续上路。“有好几次都是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大家都想赶在年前回家，早点回家团聚，弥补对家人的亏欠。”
除了OPO办公室的协调员们，中南大学负责遗体捐献协调的潘爱华教授、长沙市爱尔眼库负责角膜移植捐献协调的杨丽红主任和李炜医生也经常在年节期间接到工作任务。
被喻为“生死摆渡”的工作免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奔走” 。比起“奔走”，“等”更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协调员需要365天24小时待命，“随时做好准备，当工作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下一刻就有捐献，他们几乎没有休假，更少有私人出游。随时会响起的铃声将身为母亲的安佳秀和杨丽红从孩子身旁一次次叫走；使以前睡着便听不到手机响的李炜每天因担心睡不踏实；让郭勇团队的成员们一年里熬了近120个夜……
在每一次协调捐献的过程中，“等”也是郭勇最不喜欢的环节。“最难受的是家里面四五个人，有一部分人同意，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还有一小部分人没到，让我等他们商量，结果他商量一天没出结果，两天也没出结果。”郭勇说，最长的一次，他们等了七天，在长沙和新宁往返了四趟。“这种病人就像秋天的树叶，风一吹就会掉下来，只是还没掉下来。”等最后一刻病人逝世，家属迟来的同意也就无济于事了。
比起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他们更遗憾的是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又一次错过了被“拯救”的机会。
情怀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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